警惕新的地方主义倾向

 

 

 

 

策划人：利益搏弈使一些地方的党委、政府，对中央宏观调控房地产的方针政策，或软顶硬抗，阳奉阴违；或加以扭曲，为我所用。有的甚至到了胆大妄为的程度了。

羊慧明：需要正视的是，在房地产调控等问题上，一种新的地方主义苗头已经出现。地方主义，或叫“地方保护主义”一直都存在。屁股指挥脑袋，领地利益至上，从来皆然。之所以称现在的地方主义为“新的地方主义”，是因为其与过去的地方保护主义有了新的特征。这就是：过去的地方保护主义还多是为地方的局部利益，是为“小公”，好歹也是为“公”；而现在新的地方主义，既有为地方“小公”的利益。更有为利益集团、“圈子”的利益甚至个人腐败利益。唯其如此，新地方主义更有动力，更强大，更有生命力，更肆无忌惮。就说建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吧，本来是中央为解决低收入者住房难而要求各地必须修建一定数量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可是，许多地方的官员，生怕经济适用房冲法了当地房市，影响房价上涨，影响当地房市热度和地价，也影响开发商“小兄弟”的暴利，要么只像征性地建一点价格并不“经济”的经济适用房，要么故意选在一些环境、交通条件差的地段，而房价也与同区域相差无几，让承建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商“哥们”赚大钱，权力提成。有的地方当局更大胆，比如河南郑州，当地建的一个“经济适用房”小区，建造标准却达到高档社区的水平，建造标准不“经济”，而价格却比经济适用房还“经济”：1580元/平方米。这样的真正“经济”又“适用”的房子当然不是为老百姓盖的，某市直机关一家就“团购”了126套，其它的也大多被一些大机构“团购”。而公家人拿到这些经济适用房后，每套加价10万元转卖给老百姓。类似这种情况，在中央眼皮子底下的北京也出现过。

又如机关福利分房，早就搞了“房改”。过去还管得严些，夫妻双方一方有了一套房子，另一方就不给分房。面积超了也有人查，有人管，有人受处分。现在的一些实权机关，可以不断圈地“集资建房”，机关人员买了一套又一套，说是买，只是象征性地付点钱。而有能耐的机关圈占的地盘多在公园或海边、湖边，一套价值几百万元的房子，领导干部花一二十万元就到手了。这种事哪个城市都有。老干部告到中纪委，查了半天也没用。地方有充分的理由和充分的资源、手段说服中纪委网开一面。这种口子一开，必然上行下效，法不治众。

策划人：如你所言，这种夹杂着利益集团和“圈子”腐败利益的新型地方主义，就更有动力，也更有危害性和破坏性。

羊慧明：是的，这种新的地方主义得到放纵，不仅政令难通，而且会很容易扭曲体制。一些地方官员口头上也讲“执政为民”、“民生为本”，实际上却成天想着为小团体和个人的腐败利益绞尽脑汁。

策划人：那么，怎么才能抑制这种危害性极大的新的地方主义？

羊慧明：只有靠民主法制。集团腐败利益的滋生，主要是缺乏社会民主的监督制约，社会民主监督、舆论监督，其实有利于巩固中央政府的权威，有利于社会公义的张扬。如果社会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弱化，高层多半只能听到地方官员的意见，代表地方利益的人数众多的地方官员的意见必然占上风。这就是“民意”弱化，“官意”必然强化。“官意”强化只会滋生地方主义，因为在中央讨论一些大政方针时，总是地方官员人数众多，地方官员是否真正代表民意，就要大打问号了。就说舆论监督，高层也提倡，但没有几个地方官员真正喜欢舆论监督，他们总能找到种种有力的理由把这种监督弱化到最低限度。今天的地方主义，已经强大到可以封锁消息，控制舆论，欺上瞒下，为所欲为了。2004年下半年和2005年初上海房价疯涨时，尽管高层和外界对上海房市普遍担忧，但上海本地媒体惊人地“保持一致”，不敢有丁点儿对房价上涨不利的消息披露，只有新华社上海分社的记者徐松寿报道了一系列上海房市的真实情况。

更为严重的是上报虚假数据，中央要求控制房价，许多地方都“立竿见影”，低报房价。国家审计局局长李金华在央视“面对面”栏目的谈话中披露了一些惊人的情况：国家审计局的工作人员去某地行使审计职责时，当地竟然动用安全、公安技侦等部门的各种手段，全天候监控国家局审计局的工作人员，手机和宾馆房间电话都被监听，锁在宾馆房间和汽车尾箱中的电脑中的文件被下载，审计局工作人员乘坐的汽车被子弹击中等等，实在令人震惊!对威胁还不是太大的审计局工作人员都敢如此，中纪委的办案人员遇到的状况就更可想而知了。敢用这种手段对付国家部门，一个、两个主要领导做得到吗？仅仅是为当地“小公”的利益吗？显然不是，是为了保护的一个生死悠关的利益群体。今天的新地方主义已经强大到这个份上了：一些地方的 “圈子”利益体已经针插不进，水泼不入了，即便中央派几个封疆大吏去，也很容易被边缘化。某地一位“空降”的新书记批示查办了几个不大不小的腐败案子，立即遭到当地官场的反弹，被视为“恶人”，有事没事还告他的状。

新的地方主义，特别是一些地方利益“圈子”的膨胀，已经使许多官员胆大妄为。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也敢公开和中央的政策叫板。2006年中期北京房价大涨，国家又一次出台严厉的调控房价的政策时，北京市朝阳区某局一个局长就敢公开打横炮，他在会上说：“调控就是要房价涨!”他说：“敢于拉动房价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需要高速增长，而土地资源又相当稀缺，房地产业现在已成为重要的税源和财政收入来源为经济增长提供的支持很大，不能让它受到影响(见2006年6月13日《中国青年报》)”。中央鼻子底下的京官尚且如此，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就更可想而知了。

新的地方主义，威胁到的不仅仅是中央的权威和民生利益，而且会扭曲体制。务必高度警惕。（原载酒客网www.jiuke.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