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调控的“变形金刚”

策划人：难道过去国土资源部和建设部的官员不知道那些“调控”政策只会进一步“调”涨地价房价吗？难道他们真的连起码的市场供求关系都不懂吗？

羊慧明：实际上是部门利益，“条”“块”利益在作怪。建设部希望房价降吗？国土部门希望地价不涨吗？主要靠卖地作为第二财政来源房地产税收又是地税大头的地方政府谁不希望房市火爆地价房价大涨？还有这些部门里与开发商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人谁不希望房价大涨？中国改革的最大障碍，就是部门、地方的“条”“块”利益。15年前，唐步云先生与我出版的《中国1992：背水之战》和《中国观念大爆炸》两本书中就预言过：中国行政体制是一个“变形金刚”的结构，世界上再好的东西，上头再好的精神，一到了“条块”利益和官员腐败利益格局这个“变形金刚”结构里，就会变味、走样。就像国家药监局的药品认证，本来是成熟市场经济体国家管理食品药品的一个有效的好制度，可一借鉴到我们这儿就走了样：他们一年可以批一万多种新药，批得越多，进贡送礼的对象自然也越多。国土部门和建设部门批土地批项目的权力，比药监局还大。无数腐败案例表明：许多权力寻租的大腐败，就是没有制约的审批制造成的。当今中国最大的腐败，已经从交通、金融领域转移到了国土、城建领域。

房地产腐败利益是调控的最大障碍

策划人：你在《中国房市警告》一书中也讲过，房地产市场已经成为大腐败的重灾区。这两年查处的许多高官腐败大案，诸如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王怀忠，以及前不久出逃的后被引渡回国的云南省建设厅副厅长胡星，其涉案问题都与房地产有关。但这能全都归咎于审批制吗？成熟市场经济体国家不也有审批制吗？

羊慧明：我们的审批制是缺乏制约的审批制，不透明的审批制。成熟市场经济体的审批制是标准化、程序化、透明化的审批制，而且，他们是有严密制约的，是上严下宽：越大的官被舆论和社会盯得越紧，要求更严，更得注意操守。在有的国家，官员被私人公司邀请去参加一次宴会，都会被媒体猛烈抨击其被收买，并有可能因此辞职丢官，没有下不为例，也没有人能去保他(她)，有这样的监督，他(她)敢乱批吗？广州市委书记说中国现今的腐败的根源是吏治腐败。一把手想提拔谁就提拔谁，如同封官制，被提拔者只会对提拔者个人感恩戴德而忘了组织，要想得到提拔就必须投靠效忠甚至阿谀奉迎，溜须拍马，买官粥爵。而且，提拔者与众多被提拔者自然形成一种利益与共的依附关系，形成一个个利益“圈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窝案”就这么来的。而且，“圈子”的潜规则自然形成：能够把群众反应大的“小兄弟”提起来才显示领导者的政治优势，才会有更多的人依附；能够保护“圈子”内腐败下级的领导往往被视为“好大哥”、“好领导”，因为跟着他(她)“罩”得住，有安全感，有指望，这样的领导自然依附者众；哪个领导要是保不住心腹小兄弟甚至“挥泪斩马谡”，马上众叛亲离，失去优势。为了“圈子”的共同利益和安全，“圈”内有人出了事，整个“圈子”的人都会倾力去保，决不能让利益大堤溃开蚁穴。如果一个“出事”的圈内人扛住了，整个圈子都会感激他，他的家人也能得到很好的照顾，反之，一个出事的“扛不住”要咬“圈”内人，整个“圈子”都会把他(她)往死里整。有这些“圈子”潜规则，足以和纪委周旋一阵子。正因为有“圈子”保护，一些人就特别胆大妄为，手可以伸得特别长 。过去人们说一些腐败现象是书记卖“帽子”，市长县长卖土地卖工程，现在有的地方书记是“帽子”、土地、工程一起卖。利益越大的越争着去插手。为啥“一把手”出事的多？因为他手里有“帽子”，“圈子”势力最大，再把纪检、公安、政法掌控住，谁敢发“杂音”？怪不得有的官员宁愿放弃提拔副市长的机会也要干县委一把手。某市有个新上升的区委书记，一上台就把辖区所有房地产项目把住，一个也不批，批了的也压住，急得开发商没办法，他不给你批规，又有开发期限开发商能不急吗？项目总体策划，过去花几千元就搞掂了，现在新区官指定要广东一家公司做，开口就要100万!大家都骂开发商，这年头开发商有利也有难处。越是利益丰厚的领域，滥用权力的现象越严重。一些地方官员为啥希望本地房价大涨？一是他们认为房价高，一个城市才有地位，房价涨得快，才有更多的人来投资买房，房地产才会更火爆，当地经济发展才更快，本地的大财政、小财政日子都好过，这是于“公”方面。至于老百姓买不起租不起房的民生问题，那不在政绩考核范围之内，不需操心，最多口头上跟着上头讲几句。二是个人利益作祟。从某种意义上说，房价越高，房地产商暴利越丰厚，权力提成也越多，房价上涨空间与腐败利益空间成正比。有几个房地产项目，背后没有权力插手？“老大”帮“小兄弟”开发商弄到土地批到项目，当然希望“小兄弟”赚得越多越好，“小兄弟”赚得越多，“老大”得到的回报自然也越多。这是一个打不破的利益链。有了这种利益链，再有力的调控，也会打折扣。